真的是有点后知后觉。这几天，我才意识到自己被一个大V给喷了！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年底，我写了一篇文章《说句挨骂的话：塔利班禁止女性读大学，其实没啥好指责的》，内容主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塔利班禁止女性读大学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简而言之，阿富汗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它拥有近四千万的人口，但生产的粮食只能供两千多万人吃——也就是，至少一千万人面临缺粮问题！之前，阿富汗依赖美国的援助，战争期间又没有什么正常的社会管理机制，所以问题暂时被掩盖。现在，塔利班掌权后，他们必须承担起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责任。然而，阿富汗的生产力远远不足以支持这么多人。此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保障粮食供应。可阿富汗贫穷，地理环境封闭，又被美国制裁，几乎没有外部资源可供交换，唯一能依赖的就是国内资源。于是，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削减教育开支——这不仅能节省有限的财政资源（教育的开销是巨大的），还可以让大量劳动力从学校中释放出来，去耕种、放牧，帮助生产粮食。而且，文章里我也提到，限制教育的不仅仅是女性，随着局势的恶化，男性的受教育权也很可能会被剥夺。至于为什么首先禁止女性接受教育，这其实只是因为阿富汗的宗教与社会文化环境，使得这个政策是最容易得到社会共识的选择。
当然，教育权的剥夺意味着国家和个人的长期发展会受到损害，但问题是，发展是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的——先确保基本生存，然后才可以谈发展。阿富汗的现状是，连生存的基本保障都做不到——现在有上千万的人面临饥饿，社会也可能因为粮食短缺而陷入崩溃，重回战乱的状态，哪还有时间顾及几十年后的发展？而且阿富汗的地理条件和国际环境，注定它在可预见的未来，缺乏大规模工业化的条件——因此，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受教育人口。从这个角度看，限制教育反而是在当前国情下，最符合民众利益的理性选择。
展开剩余78%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晰的。正因为如此，虽然这种观点乍一看容易引发争议——毕竟塔利班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现代文明的标准，属于极端的政治不正确。但文章发布后的反馈却出乎我的预料——尽管有些读者不认同，但大多数人看完后，还是能够理解，甚至认同我的分析。尤其是在微信公号这种只限粉丝阅读的平台上，反馈很不错，连今日头条这种开放平台上的普通读者，读后也给予了认可。
本来，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毕竟时事热点已经过了，也没必要再去炒冷饭。结果，没想到在三月八日，一个专注于宣扬毛教员事迹的历史大V，在三八妇女节这个特别的节日，把我那篇已经过时的文章翻了出来，抨击我三观不正，给女权踩踏提供理论支持！这位大V熟悉红色历史事迹，于是引用了大量马克思和教员的名言、事迹，试图证明妇女教育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狠狠地批判了我的文章，称其为“狗屁不值”。
被一位传播红色思想的历史大V骂成“狗屁文章”，这让我有些哆嗦。但当我仔细读完他的文章后，忍不住哑然失笑——这位所谓的教员粉，简直就是王明的低配版！
为什么这么说？很简单，这位大V引用了大量的教员和马克思的语录，列举了红色政权对教育的重视，但他始终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阿富汗那一千多万缺粮人口，怎么解决？
这是问题的核心！大家都知道，阿富汗的生产力极其落后，长期战乱使得国家一贫如洗，现在又受美国制裁——这意味着它既没有储备，也没有从外部获取粮食的条件和能力。家里没有粮食，外面也买不到（买不起）粮食，那还能怎么办？而阿富汗又不像美国，能依赖大规模机械化工业，它的生产力基本停留在中世纪。虽然不至于刀耕火种，但粮食的生产主要还是依赖人力——这就是阿富汗的现状。
在这种情况下，假设你是阿富汗的执政者，手头资金有限，你会选择把这些钱用来买课本、修桌椅、支付教师工资，还是用来买锄头、购买种子、购买牲畜？你会把大量人力投入到学校，让他们脱产读书，还是让他们去田间地头，去开荒种地、放牧生产粮食？
当然，圣母们可能会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但问题是，学生也得吃饭！饭都吃不饱，怎么去读书？阿富汗现在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三分之一的国民连最基本的口粮都快没有了！当人命这个基本生存权都快无法保障时，圣母们还在谈论教育、发展权，这不就是本末倒置吗？
如果真这样下去，恐怕这些学生还没等读完书，就要么饿死，要么像过去的非洲童子军一样，拿起枪上街抢劫——反正阿富汗缺的不是AK-47。
不过圣母们看不到这一点，即便看到了，也会找理由辩解。这位历史大V就举出了我们党在创业艰难时期仍重视妇女教育的例子。这个例子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细究一番，实际上是典型的似是而非。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的中国与阿富汗的情况根本不同。
民国时期是否很多人没饭吃？是的。那么，为什么没饭吃？通常来说，要么是经济基础出了问题，要么是上层建筑出了问题。
这位大V在文章中列举了民国贫困的原因——苛捐杂税、连年战乱、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压迫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上层建筑的产物。既然如此，红色政权就能保障女性教育权，因为在那个时期，它已经清除了一些阻碍发展的因素——人们有了基本的生存保障，才谈得上教育权的问题。
可是，阿富汗的情况可完全不同。尽管阿富汗的上层建筑问题也很严重，但最根本的问题，依然是经济基础的问题——有近四千万人口，却只生产足够两千多万人口的粮食。这个缺口，不论是塔利班还是其他任何政权，都无法凭空填补。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年轻人去田野劳动，去开垦荒地、放牧。
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认知！
其实，把生存权和教育权的问题分开来看，逻辑是一样的。很多人会说，阿富汗禁止女性接受教育不对，那么我就想问，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只有极少数人能读大学，而现在却有超过50%的青年人能上大学？难道基础教育就是教育，高等教育就不是教育吗？
其实，教育的普及是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允许那么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也没有足够的岗位来容纳那么多大学毕业生。直到本世纪，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创造了更多财富，并且急需大量受教育的高知识人才，这才出现了大规模的大学扩招，进而提供更多适合的就业岗位。
同样，阿富汗的情况也类似。它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它不可能走上大规模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强行推动与工业化、现代化相匹配的大众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是不切实际的。
历史大V列举教员在推动女性教育方面的贡献是事实，但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道理——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教员能做出这些贡献，不仅仅因为他伟大，更因为他生活在中国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代；而且，中国具有强大的工业化潜力。
如果教员生在几百年前，生活在没有工业化的传统农耕社会，甚至没有大规模工业化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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